找回读书的“初心”（大家读书）

读书之要，首在于带着问题读。

问题可大可小，我个人以为应择其大。有些大问题，可能我们一辈子也解决不了，但惟其解决不了，所以就一定要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，生命不息，学习不止。

“人类往何处去”“中华民族往何处去”，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大问题，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，发行过一种读书票，右边二字为“读书”，左边二字为“救国”，这很形象地说明：近代以来，进步的中国人读书的目的，便是爱我们的国家、救我们的国家，便是要解决“中国向何处去”这个大问题。

（一）

读书，需要有重点。我以为马克思的书，就是重点中的重点，这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“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”，而当下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，恰恰在于对马克思的原著，读得比较少，而关于马克思的知识，往往是从现成的教材里，乃至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，而这就构成了当代知识中一个很严重的薄弱环节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：我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，难道也需要读马克思的书、补马克思的课？回答是：必须的！传统文化并不能空谈，因为我国自古就是“农国”，而中国的土地制度，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经济基础，一旦完全离开了这个基础去空讲，那么，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既难以找到方向，也将丧失根本的问题意识。

马克思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（1857—1858年手稿）》中，曾经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发展方式（亚细亚生产方式）与西方发展方式的不同。马克思指出，由于中国文明诞生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，所以，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为土地耕作的前提，于是，在中国，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，使得大的共同体（统一体）得以形成，然后，在那些水利问题得以解决的地方，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。“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，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，还有交通工具等，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”，因此，正是这种自然条件，使中国成为一个“天然的共同体”，而这种共同体“并不是共同占有（暂时的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，而是其前提”。

但是，在西方，首先是在以希腊、罗马为代表的“古代所有制形式”中，对土地的占有，并不是通过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为前提，而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。财产不是“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”，“靠公共劳动来利用”，而是作为战利品而存在，罗马公民就是战士，“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，而作为罗马人，他就是土地私有者”。而欧洲中世纪的所有制形式（日耳曼所有制形式），则是“在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定居的城市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“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”。然后，“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。”

马克思从世界的视野、中西比较的视野，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，打开了一片全新天地，他把文明的发展，落实到所有制形式的变迁上，并进一步落实到土地制度上，他指出：“原始共产主义”这种所有制形式，就最典型地体现在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中，实际上，正是他的这一论断，为“雨我公田”的“井田制”做出了坚实的理论说明，而被古代儒家当做“黄金时代”来讴歌的理想制度，其实就建立在“井田”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。

近代以来，举凡徐士圭的《中国田制史略》、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《青铜时代》，乃至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穆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，其所见之所以深刻，便在于都以土地问题作为红线穿插其中。而我们把这些研究串联起来读，就会发现：几千年来，中国的文明，主要是靠农民来支撑的，其基础也就是土地制度，而历代的改革，无非也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，概括起来，不外井田、限田、均田，最终便是为了维护一家一户的小农土地私有制。

鲁迅说，“伟大也要有人懂”，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土地问题，才会懂得：伟大的中国革命，之所以改变了“数千年如一日”的中国，首先就在于，以土地革命消灭了官僚地主阶级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则建立了现代农业制度，这种现代农业，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，按照毛泽东的设想，农村又将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，因此，他说：工农联盟，是新中国制度的基础。

（二）

读书，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但也要知道，一个问题解决了，新的问题又会出现，而且，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会产生新的问题。杨万里有诗曰：莫言下岭便无难，赚得行人空喜欢。正入万山圈子里，一山放过一山拦——这首诗讲的就是：解决问题、面对问题的实践是无止境的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，国家能力空前增强，但是，发展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这就是由于资源、资本和资金过度集中于城市，从而造成了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。

因此，我们不但要看到：历代执政者，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现代农业制度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，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：在免除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的基础上，自2005年以来，我国连续10多年对农村投资规模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又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计划，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举措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上，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，便是资源、资本和资金的主要供给者。虽说“井田制”是历代圣贤梦寐以求的理想制度，但按照孟子的说法，“井田制”的基础就是“贡、助、彻”，“其实皆十一也”。唐代最伟大的地方在于“均田”，但其实质便是“租庸调”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像今天这样规模的向农村的投入，乃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尽管这种投入，看起来似乎没有短期的市场回报，但是，真正的回报，就在于为城乡之间的“再平衡”创造了前提与条件，从根本上挑直了中国与人类发展的道路。

如果说，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，那么，在此基础上，解决区域之间、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、不协调和不充分，则是又一场更加伟大的革命。

人们常说，读书要立足中国大地，我以为，这里的意思就是：要读懂中华文明，就要了解农业、农村和农民，而土地问题，又是这一切的基础。

（三）

读书要系统。有人提倡大学生要系统地读经史子集，但我以为这实在是偏于高远的理想。我自己对学生的要求是，必须系统地熟读以下文章：《商君书》《盐铁论》《封建论》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《传习录》《陈六事疏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《圣武纪》《备陈民间疾苦疏》《统筹全局疏》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》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论持久战》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论联合政府》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，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重要文件。

因为读了这些文章，就会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，有一个初步的但却是系统的理解和领会。

而关于读书，我还有一种担忧，就是今天不少大学生，除了读教材以应付考试之外，几乎很少读书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读书。

我认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。而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，就是马克思在《论犹太人问题》中指出的——由培养“公民”向培养“市民”转化。其结果，则正如卢梭在《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：“我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，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，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。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，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，把真理和谬误搞混，使人分不清真伪。什么叫崇高、什么叫正直、什么叫谦和、什么叫人道、什么叫勇敢，他们全然不明白。‘祖国’这个亲爱的名词，他们充耳不闻。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、几何学家、化学家、天文学家、音乐家、画家和诗人，就是没有公民。”

需知，湖南第一师范给予青年毛泽东的，不是别的什么教育，而是公民伦理教育，这有他的读《伦理学原理》批注为证。而我们当前的教育最缺乏的，就是那种以发现和培养“人的本质力量”和“初心”为目标的公民伦理教育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，爱国是第一位的，广大青年要时时想到国家，处处想到人民，做到“利于国者爱之，害于国者恶之”，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——这一论断，抓住了当前教育最核心的问题。

如果丧失了接班人教育，大学只能是职业培训所，如果丧失了公民教育，大学培养的只能是小市民。

人生忧患读书始。读书，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快乐。有人说，不读书，我们依然很快乐，而如果读书不能使我们快乐，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？

每当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我就会想起周恩来青年时代说过的话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

说到读书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才是一本最大的书。

而今天的我们，最需要找回的，就正是毛泽东、周恩来那种读书的“初心”。

制图：蔡华伟